急剧动荡的东亚
八世纪初期,在今天中国东北部辽宁省朝阳市附近的一座游牧民的帐篷里,一个男孩呱呱坠地。这是一个混血儿,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几十年以后,这个男孩发迹成为一位镇守边关的大将,并且最终于755年末率领大军举起了叛旗。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这场叛乱发生的时期,若以日本而言,则相当于奈良时代的中期。
安史之乱这一事件揭开了一个大变化时代的帷幕。安禄山的对手是大唐帝国。以安史之乱为导火线,唐朝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开始步入衰亡之途,并终于在一个半世纪以后的十世纪初寿终正寝。以安史之乱为中心,前后延续三百余年的隋唐时代——严格地说,是从581年隋朝建立到907年唐朝灭亡为止的327年间,正是本书将要论述的时代。
提起唐代后半期的情况,倘若稍微聚焦一下视线,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唐代后半期里,有一个时期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力,这就是位于唐代后半期中段的九世纪四十年代,具体而言是截至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为止的时段。首先是在840年,武宗继其兄文宗之后,成为唐朝第十五位皇帝。其后武宗旋即发动了在历史上恶名远扬、被称之为“会昌毁佛”的镇压佛教运动。这场毁佛运动于84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寺塔被大量拆毁,佛经被烧,无数僧尼被迫还俗。
这一时期在毁佛运动的中心地长安,有一个外国人不显山不露水地每天执笔疾书,把当时那种人心浮动、天天笼罩在异样的气氛之中的情况一一记录了下来。此人是谁呢?他就是日本僧人圆仁,即其后成为比睿山1第三代天台座主的慈觉大师。圆仁所留下的记录《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相当于新闻记者们从动乱的中心地区发回的现场采访报告。
唐朝国内的情况姑且按下不表,这一时期围绕唐朝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位于北方蒙古高原的回鹘2,自从安史之乱时被唐政府借来平叛而引入唐朝以后,一直让唐人们感到非常头疼。此时回鹘却因天灾及内讧,加之黠戛斯的乘虚攻击,终于840年土崩瓦解。此外,自初唐以来持续给予唐朝西部以很大压力的吐蕃,也由于国王达玛3镇压佛教而引发内乱,到841年(一说842年)达玛死后即告分裂,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由此,唐朝一举从长期以来困扰自己的两大压力之下解放了出来。
让我们将目光再转向东方。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正值统一后的新罗时代4。作为东中国海交易的一个中心人物,活跃于唐、新罗、日本的弓福(唐名曰张保皋,日本名字叫张宝高)于841年发动了叛乱。他曾被新罗王朝任命为清海镇大使,并参与过拥立神武王。这场叛乱尽管随着弓福被暗杀而很快就结束了,但对于新罗来说,却无疑是暴露王权衰微、地方势力抬头的一个大事件5。再看看日本的情况,842年日本发生了承和之变6。这次变故一般被认为是一个阴谋,或曰一次政变。即嵯峨上皇7死后,伴健岑8和橘逸势9企图拥戴皇太子恒贞亲王10,废掉当时在位的仁明天皇11。但最新的解释却认为,其真相当是藤原良房12与仁明天皇联手,有计划地图谋排除反对派而捏造出来的一个事件。不管怎么说,以此为分界线,之前一直持续的两统迭立(即两个系统的天皇轮流登基)这一不稳定的状态宣告终结,而与而后的摄关政治13有密切关联的藤原氏一族的政治根基则得到了根本性的强化。
上述这些集中发生于九世纪四十年代、看上去似乎都是分别发生的事情,彼此之间似乎很难说有什么关联。可是当你稍微深入其中,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某种共同的倾向。即以唐朝为中心的文化以及政治结合(东亚文化圈)的崩溃,以及代之而起的各个地区以及国家独自摸索新发展道路的动向。而这些都成为十世纪以后日益明朗化的、东亚各地民族意识的先驱以及直接出发点。
武宗的会昌毁佛,其实也与上述这一整体动向有关。提到毁佛的背景,一般都会指出因为武宗热衷于道教、加之佛教教团的扩张及日益腐败等原因。但实际上,同时期景教(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也均遭到了镇压。佛教属于外来宗教,当然也不能例外。所以,会昌毁佛其实还具有另一面,即显示了唐朝排除外来宗教、振兴本土宗教的一种民族意识。谈到这里,还有一点不能忘记,即佛教是从文化及精神方面链接东亚世界的重要连接点。如果从这一方面来考虑的话,对于武宗强制推行的毁佛运动也可以解释为:强行毁佛意味着武宗亲自强行切断了东亚的这种连带关系,以此向内外宣示唐朝将退出东亚文化圈的中心、表达了想从长期背负的这一重压之下解脱出来的决心。所以,这一行为乍看起来似乎是源自武宗个人的想法,但实际上其与整个东亚的时代浪潮也绝非毫无关系。
如上所见,因安史之乱而产生巨大变化的唐朝在进入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进一步大刀阔斧地改变了内外的关系及结构。而且到了907年唐朝像朽木一样轰然倒塌之时,在飞扬四溅的尘埃之中依稀所能见到的,仅仅剩下苟延残喘勉强维持命脉的渤海国和新罗,原先那些和唐朝激烈竞争的国家都早已荡然无存。其后不久,渤海和新罗也都先后灭亡。日本则脱离了模仿唐朝的律令制国家阶段,大踏步地进入了贵族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