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诗篇与战争中的文学

1962年，《人民文学》刊登了毛泽东主席未曾发表过的《清平乐·蒋桂战争》等6首诗词，送审时他本人在“小序”中回忆道：“这些词是在1929年至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

一个“哼”字，道出万千风流与胆魄。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在敌军围追堵截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一代伟人却“在马背上”顶满天风雪、闯枪林弹雨，于低吟浅唱间将满腔豪情化而为诗、聚而为志，这是何等的意境、何等的气势！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及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不仅在人民革命战争史上创造了辉煌的战争艺术，而且在戎马生涯中以雄文华章挥洒出艺术中的战争，独树一帜地展示出美与崇高的至臻结合。

人类的文明史上有一种现象不谋而合——但凡各个民族史诗级的传世之作，必定与战争有关。从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到被称为“古希腊百科全书”的《荷马史诗》，其故事核心无不围绕着英雄与战争展开；而我国的《左传》《史记》《孙子》《山海经》等著名史籍，许多描写战争的篇章皆为经典之作。还有那些堪称我们民族文化瑰宝的边塞诗、豪放词，更是留下了征战风烟中“千古英雄血与泪，一声长啸一声歌”。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把人类文明的演进归为“挑战与应战”。诚然，他所言之“战”涵盖了经济、文化、市场等等。但狭义而论，战争难道不是人类发展史上绕不过去和必须应对的现象与事件吗？据国文学网说，在世界5000年的各类史书上，记载的战争有上万次，和平的年份不足500年。文学既然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人”学，那么，对血与火的战争进行描写与记载，理所当然地就成为文学发轫的厚重一页。

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文学不是战斗故事，也不仅是战场、战事的记录和反映，其更深邃的价值在于人类对战争的认识与评判。罗兰·巴特尔在《写作的零度》中说，小说“把生命变成一种命运，把记忆变成一种有用的行为，把延续变成一种有向度和有意义的时间。但是这种转变只有在社会的注视下才能完成”。既然战争曾经是人类挥之不去的命运，那你必须去注视它，才能理解几千年历史的走向与构成。战火中的文明是脆弱的，但是，经过战场锻造的文学却是坚强的。因为战争的亲历者对于英雄与牺牲、胜利与悲悯、恐惧与愤怒的感受和记录，没有辜负人类所遭受的苦难，有着专业史学家无法替代的价值。借用杜拉斯的话可以对战争文学做这样的比喻：“写作是死亡后的重生。”

一位著名电影导演的艺术追求是：“要从电影中看到电影。”我们也不妨这样说，要从战争文学中看到战争。认识战争不一定非要亲历战争，不能成为英雄的普通人并不妨碍用心灵去贴近、感悟英雄。因此，是否体现出战争中英雄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品位，应当是优秀军事文学作品够不够资格的基本判断。尽管战争有着不同于其他文学的叙事方法和别样的表达角度，但如同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海森伯所说：“人们发现，现在已经不能将世界分成不同种类的对象，而只能划分成不同种类的联系。”不论是直面披坚执锐的战争传奇，还是讲述爱恨情仇的凄美铺陈，一部蕴含深刻的作品首先要做的是将人性的所有侧面展示得淋漓尽致，将文学的美感体现在时代风云坐标间，将民族精神凸显于深刻的历史追问中。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这样的命题：“言语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军事文学的特殊属性要求它的表达必须灌注以一种英武豪气和文化品格。记得前些年有个说法，叫“尉官文学”，说的是投身二战战壕中的一批苏军年轻尉官，战后依托自己的参战亲历，写出了一大批震撼心灵的战争文学作品，如我们所熟知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未列入名册》……更值得一说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超过100万且年龄在15岁至30岁的苏联女兵奔赴前线——那可是真正意义的前线。她们中不仅有医护人员、通信兵，还有直接与纳粹交战射杀的坦克手、狙击手、伞兵、冲锋枪手。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了数百位枪林弹雨的亲历者，写下了纪实性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虽然是女性写女性，但笔下绝无“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的靡丽文风。该书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语是这样写的：“她的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倚东风，豪兴徜徉。”以历史审视现实，以今天回望昨天，无论什么年代，记忆战争的军事文学作品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钙质，那种挥洒于“马背上”的审美价值和文化自信，永远是艺术殿堂的瑰宝，同时体现着对人类命运的深沉思考。